bandao.com新传考点速递｜北大、中传、学者云集的健康传播交流会纪要在疫情的大背景下，健康传播逐渐从一个亚方向走向主流，清华、北大等院校开设健康传播方向，不管对保研er还是考研er来说，这都是一个不错的机会。

　　6月26日中华预防医学会健康传播分会交流会议召开，健康传播领域的业界专家和学术大咖云集，其中不乏北大、中传、等新传名校的老师，他们也是各个院校专业小方向的老师，如许静（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健康传播专业硕士项目主任）、任孟山（中国传媒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2022年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白杨班夏令营开营仪式的主讲人）、张迪（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国际新闻与传播系主任）等。

　　这场会议内容的排布既有深度也有广度，既有历史也有前沿。专家们分别从学科发展历史、社交媒体环境、国际传播、业界实践和学术前沿等领域对健康传播的发展进行观点分享，其中提到的内容很有可能成为笔试、面试的考题，保研/考研（甚至是考博）的小伙伴们有必要关注起来！

　　错过会议直播的小伙伴们不必担心，我们为大家整理了会议纪要，方便大家快速吸纳知识点！其中有许多值得延伸思考的内容，大家速速浏览后也要及时记录下自己的思考哦！

　　许静老师是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健康传播专业硕士项目负责人，北京大学文化与传播研究所副所长，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教授，研究领域包括健康传播、传播、全球传播与公共外交、风险沟通与媒介治理。许静老师从北京大学开设健康传播项目讲起，梳理了国内外健康传播的学科历史脉络，提出健康传播应该关注的核心内容和具体问题。

　　首先，许静老师对北京大学健康传播硕士项目进行介绍——北京大学健康传播是国内首个健康传播专业硕士项目，是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和北大医学院合办的硕士项目，从2017年开始招生，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健康传播办学经验。

　　人们对于健康传播的理解从个体层面迈向了社会生态层面。19世纪60至70年代整体健康运动兴起，不同于先前将健康片面理解为“无病、无残、无伤”，重治疗、轻预防的“生物医学模式”，生理、心理和社会因素的相互作用逐渐被关注，发展出“生理-心理-社会模式（BPS）”，而后发展出“健康促进模式”。

　　从社会整体性上看，健康政策已经融入了一切社会政策当中，例如治疗模式从关注“个体疾患”到关注“公共卫生健康”，从“医学专业领域”发展到“国家发展战略”（例如《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健康中国十五项行动计划》）。

　　健康教育属于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一级学科下的一个分支。1978年世卫组织《阿拉木图宣言》将健康教育列为初级卫生保健的八项任务之首。健康教育学以健康相关行为为研究对象，侧重探讨人类健康相关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其干预策略和措施，传播学的理论和方法可以应用并服务于健康教育。

　　健康传播始于1975年医生和传播学者合作做的健康宣传项目，在医学治疗的模式下进行健康干预。这是一种基于个人决策（personal decision）的健康传播，对健康行为的改变进行测量和评估，涉及社会心理学、说服研究和媒介效果研究。而如今，媒介化的社会传播可以助力健康传播，形成全球健康传播与行为改变的社会生态模式。新闻传播学院的健康传播则更加关注互动沟通，关注现代大众传媒对健康的影响半岛网页入口。

　　健康促进旨在开展一系列系统活动，以促进公众的健康和福祉，包括个体行为和社会层面两方面的改变。

　　在个体层面，健康促进涉及健康行为理论、风险感知理论、风险沟通理论、风险感知态度（RPA）框架。而社会规范是个人和社会影响之间的桥梁，具体包括描述性规范（对行为的普遍看法）、禁止性规范（因压力而顺从，包括组织压力、同侪压力）和集体规范（人们实际上是怎么做的）。

　　总之，社会规范并不会一致性的影响我们的行为，健康传播的效果还取决于个人感知、环境影响和行为本身的特点。

　　任孟山教授是中国传媒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担任中华医学会健康传播分会的常务委员。他的研究领域为国际传播、传播、媒介社会学。在2022年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白杨班夏令营（这一项目招收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中，任孟山教授将作为主讲人出席夏令营开营仪式。

　　任孟山教授首先回顾了自己如何在美国求学期间与健康传播结缘，然后分享了社交媒体时代内容生产的特征，以及这一语境下健康内容的生产和传播特点。最后，他提出健康传播有赖于社会观念建构，结合《“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内容指出,各级各类媒体加大健康科学知识宣传力度，建设和规范各类广播电视等健康栏目，利用新媒体开展健康教育。想冲中传的、特别是国际传播白杨班的同学们有必要关注任教授提到的内容，它们很有可能成为你的考点！

　　社交媒体是互联网上基于用户关系的内容生产和交换的媒介。《连线》杂志指出，新媒体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这标志着大众传播（时代）迈入社交媒体（时代）。

　　传统媒体内容生产采取“采集—编排—发行”的集权化模式，社交媒体内容生产权力更加分散，形成“采集权—编排权—分发权”的分权模式。

　　个体与机构的边界、专业和业余的边界、职业化和非职业化的边界，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边界被打破。

　　崔颖博士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健康传播中心主任，担任中华医学会健康传播分会的副主任委员。在科普工作者眼中，“健康传播是科学与艺术在巅峰上的相遇和握手，是专家将高深的医学知识，通过艺术的加工变成接地气的、大众听得懂的语言进行传递和沟通，并且能够促使大众自觉地改变行为方式。”崔颖博士从科普工作者的角度分享了新媒体时代如何进行有效的科普传播，对新媒体语境下的健康传播实务提出建议。

　　一条伪健康信息或者一条导向错误的新闻，通过媒介传播后引发的社会负面效应是无法估量的。究其原因，这是因为现在整个媒体环境正在飞速地信息化，粉尘化信息的传播导致受众收到很多去网格化事实的信息，任何一起热点事件，大众都可能基于碎片化的信息拼凑或者脑补出不同的，并进行价值的判断。

　　首先是互联网的触点之变。互联网已不再是碎片化的，现在已逐渐粉尘化了。每天通过互联网中的各种渠道获取信息的人越来越多。

　　接着便是用户之变。慢慢地，大众的概念退场，取而代之的是圈层文化，比如说老年圈层、新一代女性圈层等等，每种圈层都有自己的特点。

　　而这一切都源于技术之变。大众已经学会忽略自己不感兴趣的内容，只挑选自己感兴趣的内容。技术的改变，对健康传播同样也有着强大的推动力半岛网页入口。

　　当互联网已经深度地融入了大众的日常生活，传播的方式、传播的文字、传播主体接收的方式以及传播对象的精准需求都发生很大的变化。新媒体时代要做正本清源的健康传播，要更加考虑如传播主体、传播渠道、传播内容的多样性，以及其在未来协同发挥的作用。

　　●首先是健康传播的战略。新媒体时代的价值科普，解决战略问题更重要。重视解决战略问题，也就是在哪做、做什么、做正确的事。因为战略问题，涉及到我们在大格局面前把握总体的趋势。就像系衬衫的第一粒纽扣，这个纽扣的系对了，接下来都会朝着正确的方向去靠近。但如果这个纽扣系错了，技术再娴熟也恐怕会由于方向的错误，要不断地修正甚至推倒重来。

　　●健康传播的能力也要跟得上。崔颖主任在分享中特别提到了“三力”的提升——传播力、引导力和洞察力。其中，传播力的提升要做减法，科普一定要简要、简短和简单。此外还要遵循“3/6/9原则”，即一个科普内容，不要超过三个知识点；要使用六年级的孩子也能够看得懂的语言；内容时长尽量不超过90秒。

　　●建立医患之间的和谐社会关系。科普是专家到公众一个知识的传递，健康传播是有关健康知识、信念与行为建议通过信息流动所建立的一种社会关系，能在医患之间建立彼此更加共情的相互信任的关系。所以健康传播不仅仅是传递干巴巴的健康知识，而是通过对话交流，建立起更加和谐融洽的医患关系，亦是一种价值的引领和健康素质的养成。

　　●健康科普要以大众的需求为导向。科普内容满足大众的需要，再根据大众的反馈不断完善和更新，形成一个完整的闭环想老百姓所想，推老百姓所需，解老百姓所惑，引老百姓的所思。让他们和我们共同思考、共同推广，才能树立共同的价值观，促使大家自觉养成良好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从而进一步提高公民的健康素养。

　　张迪教授是中国人民大新闻学院国际新闻与传播系主任，《国际新闻界》主编助理，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共关系、健康传播、危机传播管理、媒介社会学及量化研究方法。张迪教授对健康传播的理论和实践都颇为关注，其讲演内容充满了学术浓度半岛网页入口。

　　技术的变革带来了研究对象的变化和研究范式的转型，张迪教授分享了人工智能与健康传播研究的发展现状和未来趋势，对智能环境下的健康传播研究方向演进进行分享。

　　●传统健康传播研究下，技术是手段，人是健康传受主客体，健康信息获取行为包括搜索、浏览、偶遇。

　　●人工智能与健康传播的经验研究多聚焦于聊天机器人和患者的人机互动，较少关注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科普传播。

　　人工智能时代健康传播研究应兼顾社会建构和技术中心视角，关注公众如何接受和采纳以人工智能技术为基础的健康传播应用、人工智能健康传播应用中的数字鸿沟问题、人工智能健康传播应用中的认知行为效果、人工智能健康传播技术对社会文化的形塑。

　　张迪教授从技术变革引发的传播研究范式转型入手，点出人工智能环境下健康传播研究的缺陷和发展方向，引入学术性思考，体现了学者的关怀。

　　这场交流会透露出了健康传播的重要考点，大家拿好小本本记录起来，结合自己的思考，日后多多温习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