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岛官网入口竞争性抑制：青年群体体育锻炼行为的代际特点通过构建青年群体体育锻炼行为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重点考察80后、90后青年体育锻炼行为的抑制因素。研究发现，我国居民体育锻炼行为已出现显著的代际差异，80后青年群体体育锻炼参与率和参与频率相对较低，竞争性因素的挤压及其代际差异是解释青年群体与中老年群体锻炼行为代际差异的主要因素，同时也对传统的社会人口因素和健康因素的影响存在一定的抑制效应。本质上，锻炼行为的代际差异是个体生命历程的阶段差异和时间管理体系对事件赋权转变双重作用的结果。基于锻炼行为的代际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在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和全民健身国家战略的进程中，要针对青年群体和中老年群体的特征和需求，更有指向性地实施相关的锻炼促进策略。
体育锻炼是促进身体健康的重要途径和有效方式。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加快建设体育强国”，体现了通过发展体育实现健康中国的重要性。2021年7月，国务院发布了《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年）》，提出“到2025年，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完善，人民群众体育健身更加便利，健身热情进一步提高，各运动项目参与人数持续提升，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38.5%”的发展目标（国务院，2021）。《2020年全民健身活动状况调查公报》显示，2020年，我国7岁及以上居民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达到37.2%（国家国民体质监测中心，2021）。从数字上看，距离实现上述目标差距较小，但区域发展不平衡（蔡睿 等，2009；吴铁勇 等，2022）、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不充分（牛瑞新 等，2022）、重点人群锻炼行为度低（叶孙岳 等，2016）等问题，都是全民健身高质量发展亟需破解的难题，或将成为未来制约全民健身可持续发展的隐患。
《2020年全民健身活动状况调查公报》显示，我国成年育锻炼参与率不高，19岁及以上成年群体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约为30%（国家国民体质监测中心，2021）。已有成年育锻炼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体育锻炼影响因素的探讨，侧重于分析个体的年龄、性别、城乡、受教育程度、职业、健康等人口学因素对我国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的影响（马江涛 等，2014；于显洋 等，2021）。近年来，部分学者将研究视角拓展到社会阶层（汤国杰 等，2009）、心理因素（朱洪伟 等，2018）、认知程度（彭大松，2012）、互联网普及（李立清 等，2022）等维度，探索其对体育锻炼行为的影响机制。但对于体育锻炼行为的分层、分化及影响机制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此外，有研究发现，在社会变革过程中，成年女性体育锻炼目的、项目、方式、持久性等均呈现显著代际差异，影响因素的代际差异表现为受教育程度对锻炼行为的影响日益加强，而职业层次的作用逐渐弱化（王富百慧 等，2015）；老年群体锻炼行为的代际分化源于个人、家庭和社会网络支持的差异（王富百慧 等，2019），影响其体育锻炼行为程度的因素存在着明显的“门槛效应”（杨凡 等，2019）。但有关青年群体体育锻炼行为程度不高、以及明知锻炼有益健康却无暇参与的原因，系统性讨论不足。简单将青年混同于中老年人视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可能忽略了该群体内部的潜在差异。
青年群体是未来实现建成体育强国和健康中国的参与主体，深入分析当前我国青年体育锻炼行为的代际特点和影响机制重要且必要。因此，本研究将从代际的视角出发，在年龄分层的基础上更细致地剖析以80后、90后为主体的青年群体体育锻炼行为的代际特点，并深入分析制约其参与体育锻炼的影响因素，为实现全民健身高质量发展的应对策略提供实证证据。
队列分析是代际研究中常用的分析范式，虽然以往研究也有涉及（王富百慧 等，2015），但是仅限于将各出生队列的样本纳入回归分析，并没有将出生队列作为考察代际因素的自变量纳入模型进行控制，本研究在同一个样本中以出生队列为自变量考察锻炼行为的代际差异。如果将不同出生队列划分为不同的样本，那么对锻炼行为代际差异的比较可能存在偏差。此外，已有研究对于青年锻炼行为影响因素的分析相对零散和重复（胡博然 等，2020；于可红 等，2021），并没有形成一个系统化的分析框架综合考察各类影响因素，以及不同类别之间可能潜在的交互效应。本研究以代际视角构建青年群体体育锻炼行为的综合分析框架（图1），根据以往研究对于锻炼行为影响因素的探讨（马江涛 等，2014；于显洋 等，2021），从代际因素、竞争性因素、社会人口因素和健康状况因素4个维度考察青年群体的锻炼行为，重点考察代际因素和竞争性因素，而社会人口因素和健康因素是以往研究中已经反复验证的影响因素（马江涛 等，2014；于显洋 等，2021），需要在分析中加以控制。
本研究运用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数据（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数据与调查中心，2019）考察青年锻炼行为的代际差异。该数据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数据与调查中心收集，是一项具有全国代表性的调查数据，能够较好地反映青年锻炼行为的整体情况。2017年数据共有12 582个样本，涉及1914—1999年出生的被访者，因此本研究对于锻炼行为的考察聚焦于年满18周岁的群体，除了可以考察青年群体的锻炼行为，也能够对除婴幼儿和青少年以外的全体国民的锻炼行为有整体性把握和考察。通过描述统计青年群体的锻炼参与率和每周锻炼的频率，并在此基础上根据变量测量层次的差异，选用Logistic回归模型和OLS回归模型考察青年群体锻炼参与率和参与频率的影响因素。
通过锻炼参与率（是否参与锻炼）和参与频率（每周锻炼次数）考察青年群体锻炼行为的代际差异及其影响因素，锻炼参与率能够反映锻炼行为参与意愿，而参与频率能够突出锻炼行为的参与结果。1）以“在过去的12个月里，您在通常情况下，进行时间达到30 min，且会让您出汗的体育锻炼活动每周有几次？”问题为基础，将被访者划分为不参加锻炼（每周“从不锻炼”和“锻炼不到1次”视为不参加锻炼）和参加锻炼2类，以此测量锻炼参与率，锻炼参与率为二分类定类变量，使用Logistic回归考察青年锻炼参与率的代际差异和影响因素。2）进一步考察青年的锻炼参与频率，即被访者对其锻炼次数的直接回答，但是假设被访者每周锻炼时间达到30 min的次数小于22次（即平均每天有3次超过30 min的锻炼），将每周锻炼次数大于21次的被访者视为缺失值，获得有效样本11 752人。由于参与频率在调查数据中是定距变量，因此使用OLS回归考察青年锻炼参与频率的代际差异。
代际因素以青年所属的出生队列为自变量考察，根据被访者的出生年份将其划分为6个出生队列：1950年以前出生的被访者归入“50以前”出生队列，1950—1959年出生的被访者归入“50后”出生队列，1960—1969年出生的被访者归入“60后”出生队列，1970—1979年出生的被访者归入“70后”出生队列，1980—1989年出生的被访者归入“80后”出生队列，1990—1999年出生的被访者归入“90后”出生队列。其中，“50以前”和“50后”队列在调查时点的年龄是58岁及以上，属于老年群体①；“60后”和“70后”队列在调查时点的年龄是38～57岁，属于中年群体；“80后”和“90后”队列在调查时点的年龄是18～37岁，属于青年群体。分析模型中加入老年和中年群体的目的是对比分析80后、90后青年群体锻炼行为的独特性。
①60岁及以上人口属于老年人（国家统计局，2023），14～35岁人口属于青年人（中国政府网，2017），两者之间的人口属于中年人，本研究参考这一标准粗略划分了出生队列所属的年龄群体。
根据本研究分析框架，对青年锻炼参与率和参与频率存在影响的因素，除代际因素外，还有3个方面的因素半岛bandao体育官方，即竞争性因素、社会人口因素和健康状况因素。其中，竞争性因素是指与青年群体参与体育锻炼存在时间竞争和时间抢夺的行为，主要包括工作、家庭抚育和休闲娱乐等②，具体操作化为每周工作时间、家庭未成年子女数量③、每周上网时间。社会人口因素包括：性别（以女性为参照类）、户籍类型（非农业户口、居民户口、农业户口，以农业户口为参照类）、地域（东、中、西部和东北④，以东部为参照类）、受教育程度（小学以下、小学、初中、高中、大专、本科及以上，其中以小学以下为参照类）、年收入（取自然对数）和阶层自评。健康状况因素包括：身体质量指数（BMI）和健康状况自评（不太健康、一般健康、比较健康，以不太健康为参照类）。
②其他竞争性因素可能还包括学习，但在读学生在样本中占比仅为3%，而且调查中没有关于学习时间的变量，学习因素影响在本研究中无法考察。
③家庭抚育的时间在CGSS中没有体现，照料子女的时间比较难以量化加总，只能间接通过家庭未成年子女数量来反映可能对锻炼产生的影响。
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相关因素的基础上，青年锻炼参与率具有显著的代际特点（表1）。以90后作为参照类⑤，可以清晰地反映青年群体的锻炼代际特点。50以前的锻炼参与率比90后低38.2%（ P＜0.001），但50后的锻炼参与率与90后没有显著差异；60后和70后的锻炼参与率分别比90后低29.3%和24.2%（ P＜0.01）。虽然同为青年群体，80后的锻炼参与率比90后低约35.1%（ P＜0.001）。整体上，锻炼参与率的代际差异呈“反J型”关系，80后作为较年轻的出生队列，锻炼参与率最低。
进一步考察影响青年每周参与频率的主要因素，以80后为参照类⑥，发现青年每周参与频率也存在显著的代际差异（表2）。50后每周参与频率与80后差距最大，50后比80后平均每周多锻炼1.14次（P＜0.001），虽然两者锻炼次数差距的绝对值较小，但如果从相对值的角度考察，80后平均每周锻炼1.76次，50后比80后参与频率高64.8%；此外，50以前平均每周比80后多锻炼约0.85次（P＜0.001）（参与频率高48.3%）。中年队列的参与频率与80后的差距有缩小趋势，60后比80后平均每周多锻炼约0.60次（P＜0.001）（参与频率高34.1%），70后比80后平均每周多锻炼约0.38次（ P＜0.001）（参与频率高21.6%）。同为青年队列，90后的参与频率与80后存在内部分化，90后平均每周比80后多锻炼约0.42次（ P＜0.01）（参与频率高23.9%）。整体而言，参与频率的代际差异也呈现出在80后达到最低值的特征。除了以往研究证实对青年参与频率有影响的因素外，代际是对参与频率具有重要影响的因素，也是以往研究中遗漏的一个重要变量。
工作、家庭抚育和休闲娱乐可能是锻炼行为的竞争性因素。本研究发现，工作时间对青年锻炼参与率有显著影响（ P＜0.01，表1）。整体上每周工作时间每增加1 h，锻炼参与率下降0.3%，如果工作时间增加10 h，锻炼参与率就下降3%。相比较之下，青年的实际工作时间相对较高，80后平均每周工作时间36.8 h，90后平均每周工作时间28.2 h，60后和70后每周平均工作时间分别是29.8 h和39.3 h，50后和50以前绝大部分是退休群体，几乎没有工作时间。工作时间作为竞争性因素对于青年的锻炼行为存在显著负向影响，表现为80后工作时间相对较长，锻炼参与率也最低。工作时间对参与频率也有类似的负向影响，表现为工作时间越长，参与频率越低（P＜0.01，表2）。
家庭抚育对青年的锻炼参与率具有潜在影响（ P＜0.05）。整体上，家庭未成年子女数量与锻炼参与率负相关，家庭未成年子女数量越多，锻炼参与率越低，家庭每增加1个未成年子女，锻炼参与率下降8%。家庭未成年子女数量有明显的代际差异，青年队列中，80后家庭未成年子女数量平均为1.17个，在所有年龄群体中最多；90后家庭未成年子女数量平均为0.24个。中年队列中，60后、70后家庭平均未成年子女数量分别为0.18个和0.91个；50后和50以前家庭未成年子女数量小于0.1个，可以认为几乎没有未成年子女。基于未成年子女数量与锻炼参与率负相关，未成年子女数量最多的80后，锻炼参与率最低。90后处于育龄期的初始阶段，未成年子女数量相对较少，受其影响较小，锻炼参与率相对较高。60后、70后未成年子女数量相对较少，锻炼参与率比80后高。由此可见，家庭抚育对80后青年的锻炼参与率产生了降低效应。家庭抚育对参与频率也存在同样的降低效应（表2），家庭未成年子女数量越多，参与频率越低。
休闲娱乐对青年的锻炼参与率产生了显著影响（P＜0.05）。与其他2个竞争性因素不同，整体上，上网时间与锻炼参与率呈正相关，即上网时间越长，锻炼参与率越高。分代际来看，80后和90后青年平均每周上网时间分别为7.3 h和9.4 h，70后和60后中年群体平均每周上网时间分别为4.6 h和2.2 h，50后和50以前老年群体平均每周上网时间分别为1.6 h和0.5 h半岛bandao体育官方。青年群体上网时间显著高于中年和老年群体。上网虽然是挤占锻炼时间的竞争性因素之一，但与工作和家庭抚育需要相对独立地占用个体的时间不同，上网占用的是相对零散的时间，对于青年锻炼参与率的挤压并不明显，反而有可能因为上网提升了健康观念而促进了青年的锻炼参与率。
影响青年锻炼参与率的社会人口因素和健康因素受到竞争性因素的挤压抑制（表1）。从社会人口因素来看，1）锻炼参与率的户籍、地域、受教育程度差异与以往研究结论一致（于显洋 等，2021），表现为非农业户口、东部地区锻炼参与率更高，教育程度越高锻炼参与率越高（表1）半岛bandao体育官方。受教育程度的代际差异表现为随出生队列的年轻化，初中及以下受教育程度群体的比例逐渐降低，而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群体的比例逐步提高。从50以前到90后，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比例从18.58%上升到80.78%，80后的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比例达到了59.31%。受教育程度对于参与锻炼的促进效应在90后中最为突出，显著提升了其锻炼参与率。但是受教育程度对锻炼参与率的促进效应并没有直接体现在80后中，相对较高的受教育程度未表现出相对较高的锻炼参与率。同样，50后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也未降低其锻炼参与率。因此，受教育程度对于青年锻炼参与率的影响可能受到了竞争性因素的削弱。2）收入对锻炼参与率的提高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P＜0.01），收入每增加1%锻炼参与率增加1.2%。比较青年和中老年群体，80后的平均年收入最高，达到67 768.48元；90后的平均年收入为33 095.54元；50后、60后和70后的平均年收入分别为32 448.9、34 412.37和54 731.67元。回归结果显示，收入的增加能够增加锻炼参与率，但是80后相对较高的收入并没有在总体上提高其锻炼参与率，这表明收入对于锻炼行为的促进作用可能也受到竞争性因素的挤压抑制。3）阶层地位的自我判断与锻炼参与率显著正相关（ P＜0.05），自评阶层每上升1层，锻炼参与率增加12.1%。阶层自评的代际差异相对较小，随出生队列的年轻化，阶层自评呈现上升趋势，80后的阶层自评虽然高于其前面的出生队列，但是80后的锻炼参与率却低于前面的出生队列。从健康状况层面考察，对自身健康状况的评价对锻炼参与率有显著影响（ P＜0.001），健康状况越好的群体锻炼参与率越高。从50后到80后和90后，认为自己比较健康的比例从32.5%上升到75.3%和83.1%，随着出生队列的年轻化，健康状况的自评也呈现更加健康化的趋势。理论上，健康状况的优势能够促进青年群体更积极地参与锻炼，这充分体现为90后锻炼参与率在所有群体中最高。然而，80后虽然健康状况较好，但锻炼参与率最低，这表明健康状况对锻炼参与率的促进同样受到了挤压抑制。
影响青年锻炼参与频率的社会人口因素和健康因素也存在挤压抑制（表2）。1）从社会人口因素看，性别（P＜0.05）、户籍类型（P＜0.001）、地域（P＜0.01）和阶层自评（P＜0.001）均对参与频率存在显著影响。而受教育程度与参与频率之间并非线性增减关系，两者呈“倒U型”关系，与前文受教育程度与锻炼参与率线性共增关系略有不同。然而，虽然80后青年群体受教育程度和阶层自评相对较高，但参与频率最低，受教育程度和阶层自评对参与频率的提升效应未在80后中体现出来。2）从健康层面考察，BMI（ P＜0.001）和健康自评（ P＜0.001）对参与频率有显著影响。随着BMI的上升，每周的参与频率也呈现上升趋势，这表明BMI不影响是否参与锻炼，但为促进参与频率提升的因素之一。健康自评对于参与频率的影响表现为健康状况越好，参与频率越高。80后、90后青年群体的BMI值相对低于中老年群体，而且健康好评率高于其他年龄群体，参与频率应当高于其他年龄群体，然而健康优势对参与频率的促进效应在80后中未体现，主要受到竞争抑制的影响。
概括而言，对青年锻炼参与率和参与频率存在影响的社会人口因素和健康因素，其对锻炼参与的促进效应均受到竞争性因素的挤压抑制，在80后青年中出现不同程度的削弱，80后青年未展现出应有的较高锻炼参与率和参与频率。但这种促进效应在90后青年中有所体现，这表明竞争性活动在80后青年群体中产生了更严重的挤压抑制效应，这种挤压可能会在90后青年进入抚育核心期重演。
本研究通过比较青年与中老年群体锻炼行为的代际特点及影响因素，发现青年群体在锻炼参与率和参与频率2个方面与其他年龄群体存在显著的代际差异，两者的关系近似呈“反J型”，即相对年轻的80后青年锻炼参与率和参与频率均相对较低，工作、家庭抚育和休闲娱乐作为竞争性因素成为抑制青年锻炼行为的影响因素，是青年群体锻炼行为不同于中老年群体的主要代际差异因素。80后青年工作时间相对较长、抚育未成年子女数量相对较多、上网时间也相对较长，导致其锻炼参与率和参与频率均低于中老年群体。而同属于青年群体的90后青年，由于工作时间、抚育未成年子女数量低于80后青年，锻炼行为程度明显较好于80后，竞争性活动的差异造成了青年群体锻炼行为的内部分化。本研究关注体育锻炼的代际差异，并从竞争性因素出发，解释了青年锻炼行为的代际差异。竞争性因素不仅可以解释青年锻炼行为的代际差异，而且也解释了社会人口因素和健康因素中与以往研究看似矛盾的结论，如受教育程度和年收入相对较高、健康状况相对较好的80后青年锻炼参与率和参与频率相对较低，竞争性因素的代际差异可能潜在地抑制上述传统因素对于80后青年锻炼行为的直接影响。因此，不同类别的影响因素对于青年锻炼行为不仅存在独立的影响，而且各影响因素间存在交互效应和抑制效应，是以往研究并未关注到的重要影响机制。
就青年锻炼行为的代际特点而言，本质上锻炼行为的代际差异是不同代际的个体处于生命历程不同阶段，对于体育锻炼行为赋予不同权重的结果。时间管理的四象限法则界定了个体判定某一事件的优先级的方法，事件以“重要”和“紧急”２个维度分为４类（重要且紧急、重要不紧急、不重要但紧急、不重要也不紧急），重要且紧急的事件会马上去做，重要不紧急的事件会计划做但不会马上实践，不重要也不紧急的事件会选择不做（史蒂芬·柯维 等，2022）。以80后、90后为主的青年群体处于生命历程的个人奋斗、事业上升和家庭组建等一系列重要事件进行阶段，在其时间管理体系中，锻炼没有被赋予较优先的级别，可能被归为重要不紧急、甚至是不重要也不紧急类别，因此被暂时搁置或长期搁置。青年群体会优先把有限的时间安排给其认为更重要的事件，如工作、家庭抚育和以上网为代表的休闲娱乐活动，在时间管理体系中均具有比体育锻炼更优先的级别，成为体育锻炼的竞争性因素，挤压了体育锻炼的时间。这一影响是个体对生命事件时间管理赋予不同优先级别的结果。而中老年群体处于生命历程的稳定阶段和下行阶段，对于青年群体重要且紧急的事件在其时间管理体系中权重和优先级均下降，原本不重要也不紧急的体育锻炼在健康观念普及的背景下，权重和优先级均显著上升，因此中老年群体比青年群体有更高的锻炼参与频率。在个体生命历程的不同阶段，锻炼行为的代际差异在时间管理体系和生命事件重要程度的赋权转变这一双重影响下显现出来。此外，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社会变迁，特别是家庭结构和生活方式的变迁等宏观因素也可能通过对于不同代际生命历程产生的不同影响，从而间接形塑锻炼行为的代际差异。
基于青年锻炼行为的代际特点及影响因素，在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过程中，聚焦不同代际群体的特征和需求，更有指向性地实施相关的锻炼行为促进策略。
80后青年群体是锻炼参与率和参与频率相对较低的群体，竞争性因素的挤压抑制了其锻炼需求和意愿。在推广全民健身事业过程中，着力提升该群体的锻炼行为是极为重要的环节。致力于排除或减少竞争性因素对于80后青年群体锻炼行为的相对影响，这要求国家的社会政策体系应进行全方位的调适，从多角度缓解80后在工作、家庭抚育和个人休闲娱乐等方面的时间压力，努力营造体育参与氛围和构建体育友好型社会。
90后青年群体在各出生队列中具有最高的锻炼参与率，但参与频率却并非最高，表明其有强烈的锻炼行为意愿，但一方面这种意愿未有效转化为行动，可能存在潜在需求没有得到充分开发和引导的问题；另一方面，竞争性因素的影响相对有限，这可能是由于生命历程中的时间性滞后，当90后进入“上有老、下有小”的人生阶段时，将可能面临与80后同样的挤压抑制。因此，对于90后青年群体应当进一步挖掘和激发其锻炼积极性，通过开展有青年特色、更贴近青年群体需求的锻炼活动，吸引大批有锻炼意愿的青年群体更积极地参与到体育锻炼中来，有效提高青年群体的参与频率。
目前，老年群体已有相对较高的锻炼参与率和参与频率，《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提出聚焦老年重点人群“提高健身设施的适老化程度，研究推广适合老年人的体育健身休闲项目，组织开展适合老年人的赛事活动”，但对于未来即将迈入老年期的中年群体，仍缺少锻炼活动的适中化调适和设计，进一步提高中年群体体育锻炼的积极性和参与性，将有助于推动今后10～20年全民健身参与程度的全面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