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岛·体育体育锻炼参与对我国居民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基于CGSS2021数据的实证分析基于202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和结构方程模型，探究体育锻炼参与对居民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社会经济人口特征、身体健康水平和社会资本因素均对我国居民社会公平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在控制其他变量后，体育锻炼参与对提高我国居民社会公平感仍具有显著影响。体育锻炼参与对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具有性别差异，在我国女性居民中更为显著。体育锻炼参与在直接提高居民社会公平感的同时，也通过提高居民的身体健康水平和社会信任感间接提高其社会公平感。建议发展群众体育，增加针对女性、老年人和农村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的激励措施，切实提高居民社会公平感。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由此可见，社会稳定对国家命运和人民利益至关重要。减少社会冲突事件发生、维护社会稳定发展的关键之一在于提高居民的社会公平感。体育锻炼作为一种社会活动，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韩宏宇 等，2019；黄谦 等，2019），可能在促进我国居民社会公平感方面具有积极作用。目前，国内外有关体育锻炼的社会心态稳定功能的研究较多关注体育锻炼对幸福感（钟卫刚，2022；Yasunaga et al.，2021）、信任感（秦曼 等，2017；Zhang et al.，2022）和生活满意度（李焕玉 等，2022；Yao et al.，2023）等的影响。社会公平感是维护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重要基石，深入探究体育锻炼参与对我国居民社会公平感的影响机制，对于挖掘体育锻炼的社会心态稳定功能具有重要意义，旨在为提高我国居民社会公平感提供新思路。Darnell等（2019）和Adamson等（2022）研究表明，体育锻炼在促进社会公平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而这一结论能否在我国推广有待进一步验证。综上，本研究基于202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数据，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体育锻炼参与对我国居民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并检验其中是否存在性别差异，进一步利用结构方程模型探究体育锻炼参与对我国居民社会公平感的影响机制。
社会公平感是个体对社会公平状况的一种基本感知或价值判断（徐延辉 等，2023）半岛bandao体育官方。关于社会公平感的维度内涵，不同学者按照不同依据进行了划分：李炜（2019）将社会公平感划分为经济公平、保障公平和公平；Wang等（2023）将社会公平感归纳为分配公平、互动公平和程序公平。已有研究发现，从总体上看我国民众的社会公平感较高（李炜，2019；许琪 等，2020），但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社会公平感具有明显差异。例如，黄永亮（2022）对不同收入水平群体社会公平感进行研究发现，社会公平感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降低明显下降。
相关领域对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因素也展开了大量研究。例如，董海军等（2021）从社会结构理论、社会比较理论、社会保障理论和心理学的归因理论对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因素进行总结归纳；欧璟华等（2022）研究发现，家庭负债行为对社会公平感产生显著的消极影响；李琬等（2023）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可能对居民的社会公平感评价产生负面影响；陈晨（2019）认为，社会保险参保行为显著提升社会公平感；McAuliff等（2013）和Autin等（2017）研究表明，积极的社会参与行为、强烈的集体荣誉感均会对社会公平感起促进作用。截至目前，鲜有研究分析体育锻炼参与对我国居民社会公平感的影响。
社会心态是个体对自身以及社会所持有的比较普遍的社会认知、社会意识、社会情绪和社会态度（胡维芳 等，2021）。体育锻炼对社会心态的影响是国内外学者广泛关注的问题。张勇等（2021）和钟卫刚（2022）研究均发现，体育锻炼对我国居民的幸福感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且存在显著的代际差异和空间异质性；秦曼等（2017）和刘朝辉（2020）对大学生群体展开实证研究，结果均表明体育锻炼对大学生人际信任、自我效能感和心理韧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同时，体育锻炼能够降低大学生抑郁、焦虑和压力等负面情绪产生的可能性，董取胜等（2022）对网球运动健身者的社会归属感进行研究发现，强运动参与体验能够增强社会归属感。此外，邹师等（2011）研究发现，体育对削减不公平感具有积极作用。综上所述，国内现有研究已对体育锻炼和幸福感、人际信任、社会情绪、社会归属感等社会心态的关系展开实证分析，但多数研究将公平视为体育的内在属性，少有研究探索体育锻炼与我国居民社会公平感的关系。由此，提出假设1：体育锻炼参与有利于居民社会公平感的提高。
已有研究发现，参加体育锻炼可能通过改善身体功能以及心理和情感状况影响主观幸福感（Yasunaga et al.，2021）、信任感（Zhang et al.，2022）、生活满意度（Yao et al.，2023）和社会公平感（Darnell et al.，2019），缺乏定期的体育锻炼则会增加负面情绪（de Oliveira et al.，2019）。现有研究对体育锻炼在应对社会公平方面的作用进行了深刻讨论，结果均表明体育在促进社会公平方面具有重要地位（Adamson et al.，2022；Darnell et al.，2019；Jarvie et al.，2019）。Lee等（2019）对体育参与者倡导社会公平的动机进行了理论研究，也进一步提示了体育锻炼对提高居民社会公平感的潜在效果。由此，提出假设2：体育锻炼参与通过提高居民的身体健康水平进而提高其社会公平感。
居民在参加体育锻炼的过程中构建了社会关系网络，提升了社会资本，有利于促进人际信任和社会信任（秦曼 等，2017；Inman et al.，2015）。同时，Jian等（2020）和Martino等（2020）发现，社会公平感与居观情感因素密切相关，更高水平的积极情绪和生活满意度对居民的社会公平感起到促进作用。居民对社会的信任程度与居民社会公平感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王亚茹，2020；赵德雷，2016）。由此，提出假设3：体育锻炼参与通过提高居民的社会信任感进而提高其社会公平感。
身体健康水平与社会信任感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随着身体健康水平的提高，社会信任感也会提高（胡维芳 等，2021）。较高水平的社会信任感对提高居民社会公平感具有重要作用，身体健康水平则对社会信任感具有保护作用。此外，体育锻炼对于居民身体健康水平、社会信任感以及社会公平感的预测作用已经得到相关研究支持（Adamson et al.，2022；Inman et al.，2015）。由此，提出假设4：身体健康水平和社会信任感在体育锻炼参与影响居民社会公平感的过程中具有链式中介效应。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2021年CGSS，该项调查采用多角度分层抽样方式选取样本，覆盖我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含新疆、、海南、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国），数据质量较高。调查内容包括受访者的基本信息半岛bandao体育官方、生活方式、健康状况和社会态度等，数据样本总量为8 148个。根据研究主题，在删除缺失值和异常值后，得到有效样本8 079个。
1）以社会公平感为因变量。选用CGSS问卷题项“A35.总的来说半岛bandao体育官方，您认为当今的社会公不公平？”测量社会公平感。该题项的选项1～5分别代表“完全不公平”“比较不公平”“说不上公平但也不能说不公平”“比较公平”“完全公平”，取值越大，说明居民社会公平感越强。
2）以体育锻炼参与为自变量。选用CGSS问卷题项“A30.9过去一年，您是否经常在空闲时间参加体育锻炼？”测量体育锻炼参与情况。该题项的选项1～5分别代表“每天”“一周数次”“一月数次”“一年数次或更少”“从不”。参考已有文献（李骁天 等，2022；王富百慧，2017；于显洋 等，2021），将“每天”“一周数次”“一月数次”“一年数次或更少”合并为“参与体育锻炼”并取值为1，“从不”取值为0。
3）以社会经济人口特征、身体健康水平和社会资本等相关变量为控制变量。社会经济人口特征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民族、受教育程度、户籍类型、婚姻状况和自评经济水平，自评经济水平对应题项“A43e. 综合来看，在目前这个社会上，您本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属于？”。身体健康水平变量包括BMI值和自评健康水平，其中BMI值根据题项“A13. 您目前的身高是？”和“A14. 您目前的体重是？”计算获得，自评健康水平对应题项“A15. 您觉得您目前的身体健康状况是？”。社会资本变量包括社会保障状况、社会交往能力和社会信任感，社会保障状况对应题项“A61. 您目前是否参加了以下社会保障项目？”，社会交往能力对应题项“A31.1在过去一年中，您是否经常在您的空闲时间社交/串门？”，社会信任感对应题项“A33. 总的来说，您同不同意在这个社会上，绝大多数人都是可以信任的？”。
采用SPSS 25.0软件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检验体育锻炼参与对我国居民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假设1），构建模型如下：
式中， sense为被解释变量社会公平感， exercise为核心解释变量体育锻炼参与， controls为控制变量， ε为随机误差项， i表示第 i个样本。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样本按性别划分为2组进行分组回归分析，探究不同性别居民的差异性。
采用AMOS 26.0软件建立结构方程模型，探究体育锻炼参与影响居民社会公平感的路径机制，即身体健康水平（假设2）和社会信任感（假设3）的中介作用，构建模型如下：
式中，y为内生变量向量，x为外生变量向量，B为内生变量间的路径系数矩阵，Г为外生变量与内生变量间的路径系数矩阵， ζ为结构方程的残差项。
总体来看，认为社会公平的居民占比（60.80%）明显高于认为社会不公平的居民占比（17.68%），居民社会公平感均值为3.48（表1）。从关键自变量体育锻炼参与情况来看，从不参加体育锻炼的居民占比34.88%，相比CGSS2017数据（45.28%）有所降低，说明我国居动参与体育锻炼的意识已有所提高。
对不同特征群体的社会公平感和体育锻炼参与情况进行统计学分析，将自评经济水平“中下层”合并至“下层”，“中上层”合并至“上层”。结果显示，在社会公平感方面，不同特征群体的社会公平感存在显著差异，男性、70岁及以上、少数民族、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自评经济水平为上层、非农业户口、单身的居民社会公平感较高；在体育锻炼参与方面，男性、18～44岁、汉族、大专及以上、自评经济水平为上层、非农业户口、单身的居民体育锻炼参与的主动性较高（表2）。
以社会公平感为被解释变量，以体育锻炼参与为解释变量，同时选取社会经济人口特征、身体健康水平和社会资本作为控制变量建立多元线只选取社会经济人口特征因素，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身体健康水平因素，模型3在模型2的基础上加入社会资本变量，模型4同时纳入所有控制变量和核心解释变量。由于在回归模型中，性别对居民社会公平感有显著影响，同时已有文献提示社会公平感和体育锻炼参与方面存在性别差异（徐延辉 等，2023；钟华梅 等，2023），本研究在模型5、6中将居民按性别划分为2组，分别进行线性回归分析，进一步探讨体育锻炼参与在影响我国居民社会公平感的过程中可能存在的性别差异。
注：受教育程度参照组为小学及以下；括号内数据为标准误；* P＜0.1，** P＜0.05，下同。
研究发现，体育锻炼参与对我国居民社会公平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假设1得到验证。模型4考察所有控制变量和核心解释变量对我国居民社会公平感的影响，相比于模型3，在加入体育锻炼参与后模型的拟合效果有所提高。模型4结果显示，在纳入社会经济人口特征、身体健康水平和社会资本等控制变量后，体育锻炼参与对居民社会公平感仍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相比过去1年中没有参加体育锻炼的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的居民社会公平感平均提高了0.069分，进一步验证了居民体育锻炼参与对提高社会公平感具有一定积极作用。
模型结果显示，身体健康水平对居民社会公平感具有显著影响，自评健康水平和BMI值均达到显著性水平。总体而言，具有良好健康水平的居民社会公平感更高。社会资本因素中社会信任感对居民社会公平感的影响显著，具有较高社会信任感的居民社会公平感显著更高。提示，体育锻炼参与可能通过提高身体健康水平和社会信任感进而提高居民社会公平感。
全样本模型结果显示，在控制其他变量后，性别因素对居民社会公平感的影响仍然显著。女性和男性社会公平感影响因素的对比结果（表3）显示，对于女性而言，体育锻炼参与对提高社会公平感具有显著作用，相比于过去1年中没有参加体育锻炼的女性，参加体育锻炼的女性社会公平感平均提高了0.080分；但对于男性而言，体育锻炼参与对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并不显著。这可能与男性社会公平感得分和体育锻炼参与水平均高于女性有关。
模型结果显示，自评健康水平和社会信任感因素在体育锻炼参与对我国居民社会公平感的影响中存在中介作用，间接效应显著（表4）。体育锻炼参与通过提高居民自评身体健康水平进而提高居民社会公平感，中介效应量为0.026，95% CI为［0.016，0.036］，不包含0，假设2得到了验证。同时，体育锻炼参与通过影响居民的社会信任感间接影响其社会公平感，中介效应量为0.017，95% CI为［0.001，0.034］，假设3得到了验证。此外，身体健康水平、社会信任感在体育锻炼参与与社会公平感之间的链式中介效应显著，中介效应量为0.004，95% CI为［0.001，0.008］，假设4也得到验证。
研究发现，体育锻炼参与显著正向影响我国居民社会公平感，假设1成立。Lee等（2019）和Adamson等（2022）研究发现，体育锻炼和社会公平感具有正向关联。张忠（2023）基于道德资本的研究视角探讨体育锻炼对志愿活动参与的影响发现，体育锻炼参与提升了居民对社群生活的关注，培养了公共精神。体育锻炼为人与人之间沟通交流提供了平台，增强了居民的集体意识，有利于削减居民的消极社会心态。同时，体育锻炼具有愉悦身心、交流情感、消除对立、缓解矛盾等功能，也有利于促进社会心态稳定（邹师 等，2011）。因此，发展群众体育事业，尤其是引导女性、老年人以及农村居民群体积极主动参与体育锻炼，不仅有助于落实健康中国战略，还有助于改善居民的社会心态，促进社会稳定发展。
结构方程模型结果显示，体育锻炼参与对我国居民社会公平感有显著正向影响，体育锻炼参与还通过身体健康水平、社会信任感以及身体健康水平与社会信任感的链式中介作用间接影响社会公平感，假设2～4均成立。一方面，体育锻炼参与能够有效促进居民身体健康。方黎明等（2019）研究发现，体育锻炼降低了抑郁风险，促进了健康公平；而健康公平对居民保持良好身体机能、提高社会公平感具有重要作用（韦春丽 等，2023；Levy et al.，2015）。另一方面，体育锻炼参与还能够有效促进居民社会心态稳定。Inman等（2015）和秦曼等（2017）发现，体育锻炼对信任感的提升具有积极作用；信任是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居民通过参加体育锻炼构建社会关系网络，提升社会资本，进而提高居民的社会公平感（王亚茹，2020；Seippel，2006）。此外，身体健康是保持良好社会心态的重要保障（胡维芳 等，2021），体育锻炼参与通过提高身体健康水平促进居民社会信任感的稳定和提高，进而提升其社会公平感。可见，身体健康和社会信任感是体育锻炼参与与社会公平感之间的重要桥梁，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
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对于促进体育锻炼参与、提高我国居民社会公平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社区作为社会生活的基本单元，在促进居民体育锻炼参与、提高社会公平感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张东 等，2022）。首先，社区体育设施是居民参与体育锻炼的基础条件和根本保障。其次，社区邻里社会环境是居民参与体育锻炼的重要情境资源，邻里关系作为一种社会资本，在促进社区交往和社区居民体育参与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此外，社区体育组织是推动开展社区体育活动的重要力量，不仅能促进居民体育锻炼，还能提高居民体育意识和社区凝聚力，维护社区和谐稳定。综上所述，从社会资本的角度出发，加强社区体育设施建设，尤其是推进公共体育设施免费或低收费开放，重视社区信任、关系网络等人文环境建设，鼓励社区体育组织广泛开展社区体育活动，是促进居民参与体育锻炼的重要举措，对提高居民社会公平感、维护居民社会心态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由于数据的局限性，本研究仅以居民对社会公平感的总体评价为衡量指标，并未对公平感的种类（包括过程公平、结果公平、经济公平和保障公平等）进行详细测量和分析。此外，本研究对居民体育锻炼参与情况的测量仅以1年内是否参加体育锻炼为单一测量指标，未考虑到体育锻炼参与的强度、频率等指标，这也是未来研究值得关注的地方。
体育锻炼参与能够显著正向预测我国居民的社会公平感，提示体育锻炼参与对我国居民社会公平感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同时，体育锻炼参与对我国居民的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体育锻炼参与不仅能直接提高我国居民的社会公平感，还可以通过自评身体健康水平、社会信任感以及自评身体健康与社会信任感链式中介作用间接影响其社会公平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