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岛官方网如何做一个学问人？◆ 做学问必须找到自己的“聚焦点”——从发散状态过渡到凝聚状态，然后咬住不放、执着地去做，才能实现大的突破。

　　◆ “学术”是学者安身立命的根本，把学术做到最好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必须有追求严谨的学术精神，与此同时，也不要把学术当成过于“庄严”的事。

　　◆ 学问的第一种境界是成为专家，什么是专家？专家是用大家都不懂的话讲出大家都不懂的道理；学问的最高境界是成为大家，是什么时候是“大家”？“大家”是用大家都懂的话讲出大家都不懂的道理，所谓出神入化。

　　◆ 做人、做事、做学问、做学科是一致的，必须守住自己，不要在乎别人说什么和评价什么，而要在意自己做了什么，关键是自己要做出东西来，所以，认真做事是十分重要的。

　　◆ 要把一篇文章、一个研究专题与研究方向联系并区分开来。研究方向是最重要的，它必须具有真正的合理性，由此才能形成自己的标识。

　　◆ 学术研究要过“四题关”：话题、问题、主题和标题。话题是谈论的对象，问题是复数，主题是单数。

　　◆ 成功的写作要过“三关”：第一，形成思想。第二，将思想转变成语言。第三，要把杂乱的思想变成一个主题，主题又必须通过标题呈现出来。标题既要表达思想，又要具有冲击力。

　　◆ 伦理的起点在神话中，伦理的根源在中国是家庭，在西方是宗教，能够打通这三者，在伦理学研究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其一，因为人最喜欢的事情就是读书，最奢侈的生活就是不断地读书，只读书不写作，如同只消费而不生产，只是一种精神上的寄生生活。

　　◆ 采取到数据或信息后，最重要的是如何分析，用什么工具进行分析，于是思辨哲学方面的理论基础就非常重要。

　　◆ 任何情况下都要信心满满地讲话，不要太在意讲对什么，讲错什么，首先充分地把自己展示出来，一定是很精彩的，至少有精彩之处。

　　做学术、做学问不能放任自己，必须学会约束自己，要把最重要、最宝贵的精力配置到学术研究活动中，要学会管理自己的精力。一定要设定一个方向使自己的学术研究聚焦，并沿着这个“方向”严格地走下去，形成自己的长远优势，而不是不断切换自己的研究主题。要有一种“学术割据”的理念，在中国学术这个大版图中努力占有一块“根据地”，建立只属于自己的特色和优势。

　　这个世界的风光太多，人总是会受到种种，自己要知道哪一束“风光”属于自己，并努力去占有它。什么是聚焦？阳光普照，可以滋养万物，而激光却能聚焦成一束而攻无不克，做学问必须找到自己的“聚焦点”——从发散状态过渡到凝聚状态，然后咬住不放、执着地去做，才能实现大的突破。因此，做学问要有方向、有规划、有目标，然后，让它们不断地自己坚定地、一步一步地走下去，一定要做得足够丰厚、足够强大，才能做出好的学问。

　　“学术”是学者安身立命的根本，把学术做到最好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必须有追求严谨的学术精神，学问跟生活是一致的，如果一个人能将钉子都钉得非常认真，那么他一定是会有所成就。与此同时，也不要把学术当成过于“庄严”的事，学问不是只在办公桌、电脑前才能做，坐在电脑前的研究好像一个农民在收获自己的粮食——收获自己的思维成果。因此，学问不在办公桌前，而在平日买菜烧饭、带孩子的时候。每天头脑中必须有两三个问题存储着，晨起后去厕所，由于洗漱间很放松，所以收获往往特别多。每天晚上睡觉前，把问题准备好，随时可以思考这些问题。时时将问题放在头脑中，在洗漱、吃早饭和洗澡的时候往往收获最大的时段，西方有学者调查发现，学者收获最大的时候是车上、床上和浴缸里，因为这些时段是人最放松的时候，平时解决不了的问题在此时往往能够得到解决。太把学术当成一回事，就会觉得很痛苦，老觉得自己没有足够的条件，重大的学术突破常常并不是在这种状态下取得的。所以，一定要颠覆“只有在电脑桌前才能写作”这种观念，文人最大的本事是像沈从文点化汪曾其所说的，“扛着一支笔走天下”，不上网就不能写书，不进图书馆就不能写作，那是由于没有真本事。这便是学问的“中庸之道”半岛平台。

　　做学问无法做到让任何人都喜欢，我们的目标是努力做到“可以不喜欢我，但却不能小视、藐视我”，到最后的境界是“可以不喜欢我，但是不得不尊重我”，通过自己的学术贡献和学术追求去赢得别人的尊重。

　　学问的第一种境界是成为专家，什么是专家？专家是用大家都不懂的话讲出大家都不懂的道理；学问的最高境界是成为大家，是什么时候是“大家”？“大家”是用大家都懂的话讲出大家都不懂的道理，所谓出神入化。

　　做学问既走得进去，又能走得出来，所谓“出入学问”，既要入学问，又要出学问。很多人无法同时过这两关，要么走进去却没有走到深处，要么走到深处却又出不来，尤其是“出学问”是非常重要的。做伦理做到最后是什么感觉？就是遇见“上帝”，伦理学的最悠远、最深邃之处似乎存在着一盏灯半岛平台，要不断去接近这盏灯，这即是伦理研究带给人的终极感觉。

　　做人、做事、做学问、做学科是一致的，必须守住自己，不要在乎别人说什么和评价什么，而要在意自己做了什么，关键是自己要做出东西来，所以，认真做事是十分重要的。正如胡适所言“认真做事，严肃做人”，我们只记住胡适先生“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其实他的前半句比后半句更重要。

　　要把一篇文章、一个研究专题与研究方向联系并区分开来。研究方向是最重要的，它必须具有真正的合理性，由此才能形成自己的标识。首先要设定一个方向，然后再在这个方向下进行设计。硕士、博士期间已经完成关于研究方向选择的基本训练。硕士论文的选题必须保证学生在其毕业后五年之内有活干，博士论文的选题保证其毕业后十年有活干，即一篇博士论文的选题至少影响自己十年的学术研究工作。

　　选择课题必须以自己已经具备的学术储备和资源为基础，而不能只以兴趣为前提，因为兴趣和一样，很容易转移，因而太任性，必须给自己的兴趣一个稳定的基础。首先仔细反省自己已经具有的“学术板块”——哲学的、伦理学的、文学的等等，在做重要研究的时候，把它们全部用上，全力以赴，让它们形成一个最好的组合。以我为例，我原来是学哲学的，硕士以后是学伦理学的，我的初始研究是中国哲学，由此，我确立的基本战略和策略是：用哲学的方法、从史学的层面、研究伦理问题，形成了“中国伦理精神三部曲”。在这三部曲中，我综合运用了哲学、伦理学和史学的方法，虽然它们“三不像”，但却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而后来的“三部曲”即“道德形而上学三部曲”是为了把中西方打通，特别是在黑格尔哲学与中国哲学之间实现对话。

　　作为一个老师，必须找到教学与科研、著作与论文之间的平衡点。西方人的方式是参加学术会议，为此撰写相应的论文，几年之后再汇编成论文集或专著出版，但是，这种方式可能会走上马克思·韦伯的老路——“系统地思想，不系统地写作”。我的建议是：先做一个学术谋划，大致以五年为限，最后做成一部系统化的专著。教学与研究如何实现良性循环？我的经验是：“把教材当作专著写，把专著当作论文写”。把教学大纲做成专著的大纲，然后严谨地写作每一讲，“把教材当作专著写”一定能写出高质量的教材。“专著当作论文写”要求其中的每一章都包含着自己独特的、严谨的思想，由此，自己的著作与论文之间才能形成良性循环。著作和论文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技能，前者可以任由自己的思想展开和铺张，后者遵循节约的原则，必须约束和凝聚自己的思想，以后者为标准就能保证著作的高水准。

　　写作论文的过程通常会遇到一个相似的毛病：有问题没主题。学术研究要过“四题关”：话题、问题、主题和标题。话题是谈论的对象，问题是复数，主题是单数。如果只有问题而不能凝聚为主题，那么这种研究将可能是只开花而不结果。花开之时很灿烂，但是很快便会凋谢，让花修成“正果”，必须众多问题聚焦到一个主题上，并沿着一个方向走下去。

　　成功的写作要过“三关”：第一，形成思想。凝聚思想方面最难的事情是对自己清楚，所谓“自知之明”，一定要清楚自己的文章想做什么。写作的感觉就像缫丝厂的工人在抽丝，从万千思绪中理出一个头绪。哲学的感觉就像农村老太纺纱，把思想的碎片梳理成一个纱锭。在学术层面，必须有一种“建构”的意识和能力，即面对任何思维碎片，都能将其建构成一个整体。哲学人的大脑就像一个炼钢炉，自己的思想时时刻刻都处于熊熊燃烧的状态，什么东西放入其中，都能被融化成“钢水”流出，然后被加工成自己想要加工的任何东西。所以首先必须过思想关，形成自己的思想，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这是最关键的。第二，将思想转变成语言。语言一定是“为他”的，思想留给自己，语言献给他人，因为语言是为了满足交往的需要。但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人其文字表达能力不一定强，因为语言与文字是两回事，语言存在于情境中，而文字面向的是不在场的人，文字是一种独白，所以，将思想转变为文字的时候，是在与自己对话，然而这一过程并不是孤独的，其关键是：自己要忠实于自己的思想，并通过语言准确地、最好是优美地把自己的思想表达出来。第三，文章之所以不具有冲击力，首要原因是标题不够好。要把杂乱的思想变成一个主题，主题又必须通过标题呈现出来。标题既要表达思想，又要具有冲击力，因为标题需要获得别人的欣赏，它就像一个商店的橱窗，漂亮的橱窗能够吸引路人的目光，由此人们才有进入商场的冲动，否则，如连商店的门都不踏进去，哪可能赢得顾客。

　　伦理学的圈子太小，在哲学领域中，其知识状况相对也比较欠缺，我们必须面向一级学科，走向一级学科，迎接更大的挑战，而不只是在伦理学圈子里打转。实际上，并不存在一个现成的“伦理学圈子”，必须开阔自身的视野，借助各种项目和平台开展活动，一方面相互交流，另一方面发现自身的问题。尤其要注重对自身学术方向的谋划——正在做什么、想做什么、今后做什么。所以需要将自己的想法和观点表述出来，因为唯有通过清楚的表达，才能清楚地明白自身的规划，并思考自己所做的“方向”是不是具有合理性。

　　总体说来，伦理道德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文明做出的最大贡献，在传统上伦理学是中国而不是西方做得最好，从根本上讲西方的伦理学就是哲学和形而上学，即罗素所说的，是“关于道德的知识”，而不是“道德的知识”。因此，需要为伦理学寻求中国文化的根基。但另一方面，研究中国哲学和中国伦理的学者往往严重缺乏哲学基础和形而上学训练。伦理的起点在神话中，伦理的根源在中国是家庭，在西方是宗教，能够打通这三者，在伦理学研究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不要期望把书读完了再做学问，为什么？其一，因为人最喜欢的事情就是读书，最奢侈的生活就是不断地读书，只读书不写作，如同只消费而不生产，只是一种精神上的寄生生活，如果大家都不创作，那么谁来生产？所以，大家必须生产知识，而不只是消费知识，这是学者的伦理。其二，只读书会让人变傻，叔本华曾经讲过“要让一个人变傻，最好的办法是让他一刻不停地读书”，独立思考才能创新，才能让人变得越来越聪明和智慧。虽然我们可能对自己思维的成果不满意，但自己是在进行一种建构，做学问和思维实际上是一种心灵和大脑的体操，人们每每都讲体育锻炼，却不讲思维锻炼。其三，书读完了，自己就不敢写作了，因为一切“话”都被那些大家们讲完了，一些大师之所以不写作，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读了太多的书。书是读不完的，所以必须现在就开始写作，这是一种不是办法的办法，自己只能相信自己，先将文章写给自己看，而不一定要去赢得别人的认可。历史上很多的尤其是原创时代的哲学大家，其著作中没有什么引文，而现在的著作中满篇引文，以此显示自身的严谨性，这是现代西方式的学术要求，实际上，引文对我们而言有可能只是“拉大旗作虎皮”，自己由于人微言轻、力量不够，才需要借用“大家”的话语来吓唬别人。读书的最大意义是寻找学术前沿，在别人止步的地方前进，如爱因斯坦所说，站在巨人之肩。实际上，任何文章、话语和生活都可以触发自己的思维神经，不需要看完全部的书再写作，而且即使看完了书，写作的时候也忘得差不多了，所以，不要太依赖或纠结自己是否看完了全部的书。

　　做哲学研究的人往往对实证研究有偏见。之所以觉得实证研究很浅，主要是因为理论研究没有达到一定的高度，也没有很好将其运用到实证研究中去。实证的方法很多，譬如社会调查，社会学的方法与伦理学的方法就很不相同，我曾开玩笑说，社会学的方法是用“偶然性”来对付伦理学的“主观性”，但采取到数据或信息后，最重要的是如何分析，用什么工具进行分析，于是思辨哲学方面的理论基础就非常重要。

　　人既有优点，又有缺点，不能可能都是优点，就像人既要吃饭，又要上厕所，不可能只吃饭而不上厕所，唯一的办法也是最大的智慧，是将厕所修建得赏心悦目。做人做学问都是如此，要明白自己品格、性格和学术的主要方面是什么半岛平台，继而去把握自己和超越自己。

　　很多人的弱点不在于“基础”而在于“见识”。任何情况下都要信心满满地讲话，不要太在意讲对什么，讲错什么，首先充分地把自己展示出来，一定是很精彩的，至少有精彩之处，这是西方人的审美观，值得我们学习。要自信，要找到一种自信的感觉，在东大所受的理论训练，至少目前足够大家走天下，唯一需要做的是，将自己的知识储备盘活。就像企业家一样，企业家创造价值的最大能耐只将资本、市场、人力和资源等要素组装并结合起来。大家的知识、智慧都是足够的，只是它们处于沉睡状态，最重要的工作是将其唤醒，我也只是起到一个催醒师的作用。

　　樊和平，笔名樊浩，1959年生，东南大学哲学系教授。著有《文化与安身立命》《伦理精神的价值生态》《道德形而上学体系的精神哲学基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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