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d半岛官网青年在湖南一师是如何做到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以德为先以智为本以体为重1917年6月，参加了湖南第一师范组织的“人物互选”活动。这项活动从德育、智育、体育细化若干条目进行评分，从400多名学生中脱颖而出，以一骑绝尘的优势当选为全校之冠，且德、智、体三项均有得票者唯独他一人，这充分证明了青年综合素质能力俱佳。能获得如此高的评价，与其有意识地从德、智、体三个方面塑造自我，追求人的全面发展有密切的关系。
德，一般指道德、品行，是一个人的价值选择，之于社会、国家来说具有基础性意义。1913年春，报考了湖南第四师范，一年后学校并入湖南一师，前后共做了五年半的师范生。根据《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章程》，学校“采最新民本主义规定教育方针”，强调人格和学识的全面培养。在开明的校风以及杨昌济等名师的熏陶下，把修德作为自我塑造的一项重要课题。
在一师就读期间，与杨昌济、徐特立、黎锦熙、袁仲谦等优秀教员们建立了良好的师生关系。其中，对德行修养影响最大的当属长沙大儒杨昌济了。杨昌济提倡以道德教育为中心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对宋明理学关于“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从积极方面加以阐发，1914年自编讲义《论语类钞》供学校修身课使用。
在修身课上，注重从道德、伦理、为人、做事等方面进行学习，从1913年11月1日至12月13日的一个多月里，他在听课记录《讲堂录》里认认真真写下了六段关于修身的笔记。例如，《论语类钞》在解释孔子“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时说：“王船山谓豪杰而不圣贤者有之也，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论语》中如此节语言，可以见圣人之精神也。”则在《讲堂录》里记录着：“王船山：有豪杰而不圣贤者，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圣贤，德业俱全者；豪杰，歉于品德，而有大功名者。拿（破仑）翁，豪杰也，而非圣贤。”笔记中的内容部分是杨昌济课堂上所讲述的，部分是他听课后的自由发挥。但是不管属于哪种情况，对于青年来说都极为重要，这是他向圣贤学习德行的重要依据。
《大学》指出：“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必齐其家；欲齐其家，先修其身。”在完善个人基本道德素质的基础上，极力涵养“大德”，始终以救国救民为己任。出于严于律己的目的，杨昌济曾提过“三条戒律”，即不谈琐碎，不论人非，不涉狎邪。与之相呼应，为避免自己成为庸俗之辈，也与一群要好的同学约定“三不谈”，即不谈金钱，不谈男女间问题，不谈家庭琐事，而关心和谈论的应该是“大事”，即“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身处新旧交汇处的很清楚地知道，袁世凯复辟、张勋复辟活动接踵而至，军阀混战连绵不断，帝国主义国家也趁机加紧对我国的侵略，国家正处于危若累卵的境地。因此，在民族危亡面前，求学目的远不只是解决个人生活或是谋求个人前途，个人命运必须与国家命运有机统一起来！1917年8月，他在写给老师兼好友黎锦熙的信中谈道：“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字里行间散发着爱国和进步思想，以及追求大本大源、“欲动天下”的远大志向。
在寻找救国救民道路的过程中，曾推崇曾国藩、左宗棠等人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主张“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线月，时任湖南一师学友会文牍的，以湖南一师学友会的名义，收集汤化龙、康有为、梁启超在报刊上发表的不满袁世凯称帝的论述，并编辑成册，题名为《汤康梁三先生之时局痛言》，立即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借三位先生在国内思想界的重大影响，来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不失为一种好手段。与此同时，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致力于廓清蒙昧、启发理智的工作，发起了中国近代史上一次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新文化运动。在杨昌济的推荐下，开始接触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思想上抛弃了先前的文化偶像梁启超，逐渐转变成为一名激进主义者，并不断廓清和实践各种思想。
此外，还深刻意识到，要想救国，必须要有一批有志青年组织起来，互相砥砺品行，切磋学识，为将来担当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重任而打下坚实的基础。于是，经常与蔡和森、萧子升等一批有志青年到橘子洲头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讨论“如何使个人及人类的生活向上”等问题。最终，他们得出了结论：“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1918年4月，青年团体新民学会正式成立，在的带领下逐渐发展成为湖南社会运动的中坚力量，发起和应援了不少活动，包括声援五四运动、成立湖南省学生联合会、驱逐军阀张敬尧、创办文化书社、开办工人夜校等。后来，以此为基础，组织开展建党等早期活动，指引大多数新民学会会员走上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为改造中国和世界而努力奋斗。青年以实际行动践行了“养大德者方可成大业”这句话。
智，即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技能，使个人智力得到充分发展。充分发挥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建立起一套关于掌握知识、发展智力的个人读书方案。
在学习形式方面，习惯于自学。就读一师之前，曾在湖南省立图书馆有过一段“极有价值”的自修生活。进入一师之后，他仍欣赏以自修为主的读书方式。虽然湖南一师的教育相较于其他学校而开放，但是设置必修课程众多，且内容繁杂主次不分，好比“杂货摊”。虽然形式上决定留在学校继续学习，但实际上主要是为了方便利用学校的有利条件，以自修为主完成学习计划。1915年6月，致同学湘生的信中谈到自修顺序，康有为“四十岁以前，学遍中国学问；四十年以后，又吸收西国学问之精华”，梁启超“先业词章，后治各科”。对此，制订了“三先三后”的读书治学顺序，即“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根据这一基本原则，在一师期间广泛涉猎古今中外的书籍，既有系统性又有专门性，丰富的知识在其脑海里激荡、融合，最终达到为他所用的目的。从一师毕业后，依然认可这种化被动灌输为主动的自修方式，并在1921年于长沙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
在学习方法方面BD体育全站，主张学思结合。从当年记录的读书笔记、读报摘记来看，笔记本共47页。《离骚》和《九歌》手抄全文在前11页，笔记《讲堂录》在后36页，内容颇为驳杂，有文字训话、警句摘录，也有圆周率、经纬度等自然科学常识。对《伦理学原理》认真研读和思考，逐字逐句加上圈点、单杠、双杠、三角、叉等符号，并且写下长达一万两千多字的批注。但凡他读过的书，总要在空白处注上个人见解，有的批上“此论甚精”“言之成理”等词句，有的则批上“不通”“荒谬”等话语。除了养成“不动笔墨不读书”的学习习惯，这一时期的还注重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不少年轻人容易把某几本书里的话当成金科玉律，并用以理解世界、解释世界，但是明白，读书绝不是把大脑变成别人的“跑马场”。经常与师友们讨论问题，有时通宵达旦，从中收益不少。据老师黎锦熙的日记记载，1915年4月至8月，质疑辨惑多达19次之多。
在学习内容方面，注重时事新闻的跟踪阅读。他在一师的读书生活大体上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1915年之前为前期，1916年以后为后期，这一划分主要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有密切关系。在前期，主要攻读中国传统典籍，即所谓“国学”；在后期，则把主要精力投入哲学、伦理学的学习上，同时他更加关注社会实际问题。当时了解社会实际问题的方法就是阅读报纸杂志。充分利用饭后、课后等闲暇时间，只要一有空就到阅览室阅读《新民丛报》《民立报》《新青年》等报刊，有时一看就是一两个钟头，从未间断。他还时常向他人借阅报刊，后来干脆自己订阅，养成了阅读报纸杂志的好习惯。他后来回忆说，“从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二七年，就是在没有走上井冈山以前，我从来没有停止阅读北京、上海和湖南的每天的报纸。”还认为看报是“明了时事，熟悉地理，学习英文一举三得的事”。或许有人感到疑惑，读报纸了解时事是必然的，怎么还能学地理、英文呢？实际上，在读报的时候，常常随身携带地图、英汉字典以及笔记本。他根据报纸里提到的地名就翻阅地图，遇到疑难字就打开字典，遇到感兴趣的地理名称就备注上英文。和同学们谈论时事的时候总是分析全面、见解独到，为此获得“时事通”的称号。1916年夏天，在给萧子升的信中对中日关系的走向作出预测：“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生存，而国人犹沉酣未觉，注意东事少。”表达这番言论的时候，北洋政府正为军费开支，私下里与日本打得火热，很多人都不以为然。但是，后续事态的发展正如所料。
在学习实践方面，青年提出不仅要读“有字之书”，而且要读“无字之书”。1917年暑假，邀请当时已从一师毕业、在楚怡小学教书的萧子升外出游学，二人各带一把雨伞、一个挎包，装着简单的换洗衣服和文房四宝，前往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5个县游学，历时1个多月，步行900余里，实地考察了当地生活、历史、地理、社会风俗，以及农民和其他阶层人士的思想状况，并写下了厚厚的考察笔记。1918年夏初，又同蔡和森一起沿洞庭湖南岸和东岸，经湘阴、岳阳、平江、浏阳几县，游历半个多月。他还将沿途的见闻，用通俗幽默的文字写成通讯发表。还经常利用课余时间同造币厂、黑铅冶炼厂、电灯公司的工人接触，了解他们的生活和思想要求。正因为有了这些经历，他在接办工人夜学时，能够适应工人的文化水平，写出他们听得懂、感兴趣的夜学广告，在短时间内就有几百人参加夜学。青年时期的学习实践活动，不仅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从书本上学来的思想理论，促进他形成独立的思想建构，而且为他日后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国情有机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体即发展体力，增强体质，使个人的意志力得到充分锻炼。认为一个优秀的人不仅仅在学习上表现优异，而应该是德智体全面发展BD体育全站，尤其注重体育方面的进步。
在第一师范求学期间，对国人“驯良儒弱”深感担忧。他先是听闻同班同学易昌陶勤于学业而忽略了体育锻炼导致身体孱弱，于1915年3月病死家中，之后在1917年秋又惊闻长沙有七名学生因病不幸夭折。深感学校不重视体育的弊端，事后在一师的演讲比赛上，他广泛向同学们宣传体育运动的意义。他说，当世百科之学，无论在校学习，还是自修，只有体之强者，方能胜任。如果今日不为，他日将无以谋生。
为了让社会大众意识到体育锻炼、增强体质的重要性，1917年，时年24岁的以“二十八画生”的名字在《新青年》上发表《体育之研究》一文。这是一生中第一篇有代表性的学术论文，此文并非就体育论体育，而是从“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的国家高度谈起，文中提出“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这一精辟言论，从一个独特视角提出了强体健身、文武并重的新民见解，受到新文化运动领袖陈独秀、李大钊等的高度赞赏。
在这篇文章中，阐述了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思想。在“体育在吾人之位置”的篇目中，他指出：“体者，为知识之载而为道德之寓也，其载知识也如车，其寓道德也如舍。体者，载知识之车而寓道德之舍也。”他已把身体看作物质性的实体，认为物质实体决定德、智这些精神的东西。在谈到体育之效用时，他进一步论述了知识BD体育全站、感情、意志这些精神的东西对于体魄的依赖关系，他说：“直观则赖乎耳目，思索则赖乎脑筋，耳目脑筋之谓体，体全而知识之事以全。”这是对当时非常流行的“精神身体不能并完，用思想之人每歉于体，而体魄蛮健者多缺于思”，将精神和身体孤立起来甚至对立起来的形而上学观点的有力批判。文章还提出参与体育运动可以转化身体强弱的观点。他指出，体质强的人如果不戒掉恶习，不锻炼身体，身体就会变弱。而体质稍弱的人只要参与锻炼就可以转变为强者。
不仅从理论上重视体育，而且身体力行，特别注重身体锻炼，增强体质，为将来实现理想准备好一幅硬朗身板。他当时参加的体育项目很多，如体操、日光浴、风浴、冷水浴、游泳、登山、徒步等。其中他最喜欢的是游泳。他时常约二三好友到湘江里挥臂击水，还在学校组织了一个有近百人的游泳队，晚饭后到湘江里畅游一番。后来回忆说：“那时初学，盛夏水涨，几死者数。一群人终于坚持，直到隆冬，犹在江中。当时有一篇诗，都忘记了，只记得两句：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上学期间有效锤炼了的身体，在长期中，特别是红军长征期间爬雪山过草地，无论怎样的恶劣环境，他都扛了下来。
1918年6月，从一师毕业，结束了他五年半的师范生涯，开启了波澜壮阔的人生。之后，依然重视对人的全面发展的问题，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曾两次给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写信，强调学生应“健康第一，学习第二”。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更是明确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